夏春:克鲁格曼为中国经济把脉,究竟有没有道理?
本文首发FT中文网 最近有这样一段话在网上流传,说著名经济学家保罗·克鲁格曼5月在《纽约时报》发表文章说: 中国经济面对目前的困境,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,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,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增强消费需求。但中国似乎奇怪地不愿做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,仍然专注于大量生产而非消费。我非常想让中国的专家来解释这种不情愿的原因,是因为地缘政治?还是因为担心中国人会变得懒惰?中国目前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维持巨额贸易顺差,将在中国生产,但中国不能或不愿消费的东西倾销到其他国家的市场,但美国认为中国不能把自己政策失败的结果推给其他国家 这段话最后一句说: 5年之内,也许中国就会遇到大麻烦。 我特意查了一下,克鲁格曼的确说了这些话。 但最后一句话并不是现在说的,是他在2015年第二次访问中国,在上海交通大学时说的。 转发者夹带了自己的私货。 事后来看,克鲁格曼这个预测是非常准确的。 经济学家最喜欢的经济学家及其神级预测 2011年对经济学教授的调查显示,克鲁格曼是60岁以下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家,遥遥领先第二名格里高利·曼昆。今年克鲁格曼71岁,是乌克兰裔犹太人,2008年以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的开创性贡献,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。 不过,让我来排心目中最聪明的经济学家,克鲁格曼只能排在第二名。我最佩服的还是几乎凭一己之力重塑经济学的安德烈·施莱夫,他也是全球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,遥遥领先第二名达龙·阿西莫格鲁。在这个排行榜上,克鲁格曼和曼昆分别排在第38位和第63位。 我第一次听说克鲁格曼,是他在1994年发表文章批评世界银行的观点,指出东亚经济没有奇迹,真正靠的是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投入,不是靠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,这种发展模式不能持续。 我清晰记得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集体写文章反驳他,但3年后剧情彻底反转,因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,东亚发展模式的弊端变得一目了然。 经济学家都知道预测有多难,但是有机构发现,2007年9月到2008年12月全球金融危机期间,26位权威专家做出的预测里面,只有9个人准确率超过50%,第二名11个对了9个,第一名克鲁格曼17个对了15个,遥遥领先。 2022年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预测美国将在2023年陷入衰退,只有两位著名学者例外,其中一位就是克鲁格曼(另外一位是耶伦,她的理论研究不支持这个判断,但财长身份应该帮了大忙)。 克鲁格曼并非中国经济问题专家,但他对中国的这些看法早就成形了(很大程度上受到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麦克·佩蒂斯的影响)。 2009年他获得诺奖后首次来中国访问,就指出 中国内需不足,单靠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发展模式不能持续,将来一定会和其他国家产生大冲突。他还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太像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日本了,将来会出大问题。 对邀请者来说,克鲁格曼的观点是明显的失礼(之前来访的诺奖得主基本都夸奖中国),于是引来了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反驳,但他的预言再次被验证。现在,克鲁格曼2009年中国行以及相关辩论的网页都还完整保存。 前不久有人说中文互联网加速崩溃(其实国外也类似,程度稍轻),不知道这些专家是不是也希望这个网页消失。 克鲁格曼后来发现 中国发展房地产和影子银行的做法和美国金融危机前高度相似,他在2011年和2015年再次提醒中国经济蕴藏危机。 2023年,中国经济令人担忧的迹象增多。克鲁格曼在《纽约时报》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建议中国尽快改变“重生产轻消费”的做法。开篇引用的观点,其实是他长期一以贯之的看法。 如何理解生产(供给)与消费(需求)的关系? 其实在中国,和克鲁格曼观点一致的经济学家非常多,我就认为他对中国经济的把脉,非常准确。 但中国更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一直反对这种观点,他们认为投资和生产要比消费重要,更能够拉动经济增长。 这种观点在经济学里也是根深蒂固的,最初来自于古典学派的 “萨伊定律”,也就是“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”。 背后的逻辑是,生产出来的东西,也就是供给,被卖掉后,获得收入的人会转而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,形成需求。 后来新古典学派的增长模型就认为,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来源,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,投资产生GDP和收入,有了收入才能够消费。消费意味着生产出来的商品和资本被消耗,只有把他们节约出来用于再投资再生产,才能产生更高的GDP和收入,和更多的消费。 在国内,接受这种观念的经济学家非常多,这套理论对长期数据的解释也非常好,罗伯特索洛就凭借这个增长模型在1987年获得了诺奖。 但是别忘了,古典和新古典学派最重要的前提假设是经济和市场能够完美运行,没有任何信息差和任何交易摩擦,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够被顺利卖掉,转化成为收入。 显然很多时候经济并不满足这些条件, 市场并不完美。经济衰退或者萧条时,大量的产品根本卖不出去,工人也就没办法获得收入去消费。“有效需求”不足(有收入支撑的需求